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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美国的布莱恩·贝利所著，主要描述20世纪世界不同的城市化道路，商务印书馆出版。一直觉得这本书非常不错，趁过年理一理，书中的内容有相当大的删减，仅摘录了本人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部分地方不得不根据自己理解进行复述。
部分内容可能存在纰漏，路过的专业人士可以好好把我批判一番。
19世纪工业城市化
理解20世纪城市化，我们必须从19世纪的经历开始。但对于19世纪工业城市化而言，要讨论它，我们首先需要一条基线，这条基线可以从韦伯的代表作《19世纪城市的成长》中找到。
韦伯在书中指出，为了能在不同的国家竟然对城市人口进行比较，为保证研究的可靠性，作者以镇为单位，采用实际聚集的人口，而不是利用自然区或行政单元的人口数据。
城市化的原因
他分析的结果表明，不同国家城市人口的比重不同，而且他证明了最早开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美国的铁路时代，是影响人口重新分布的最为重要的因素。
西蒙库兹涅兹的分析也证实了韦伯的假设。他认为，19世纪西方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伴随着人口的实质性增长，人均产值的增长加快。这意味着，伴随总产值的高速增长和自然资源的高消耗，不同经济和社会团体的差异性扩大，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生产技术的改善，仅有很小部分是由于劳动力、资本或自然资源的投入。另外，不同产业部门的生产效率增幅不同，其相应的重要性也在变化。农业部门地位下降，制造业和公共服务业地位上升，制造业内部也发生了转变，产品越来越满足需求，一些服务业部门的份额上升，如个人服务、专业服务和政府，而其他部门则有所下降。如家政服务，同时资本的分配也在变化。与同时最终需求的结构也有显著变化。在生产过程中，它既是变化的原因，又是变化的结果。
新城市的人口
韦伯通过细致的统计分析探讨城市移民的特征。结果表明：向外移民主要是农业地区流向制造业和商业城镇，迁移多为短距离。当大量的移民在城镇周围居住后，城市对大量劳动力的需求得到满足；移民导致的乡村地区的人口短缺，由更为遥远的地区的移民搬迁来填补空缺——该过程会一直继续，直到最遥远的乡村地区，也能够感受到快速成长的城市吸引力影响。
韦伯还发现，城市中女性和外国人口比重较乡村地区大，离婚率也高出3~4倍。性别比（女性人口与男性人口的比率，这和现在国内所定义的“性别比”为倒数关系）分布更有规律。城市越大，性别比越高。在结婚率方面，城市越大，同年龄段的结婚率下降。与乡村地区相比，城市中女孩出生数比男孩少，但婴儿死亡率男性比女性高。暴力是男性死亡的重要因素。他还发现死亡率最低的是乡村地区，而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死亡率会上升。主要是因为婴儿的高死亡率。
城市化与道德准则
韦伯认为，城市化好处多于坏处。从经济上而言，人口大量聚集可很快扩大人们的需求，这种好处将会扩散到周边地区，为周边地区的生产提供市场，有助于其多元化发展。进一步而言，从社会理论出发，城市同样影响着自由和进步的思想。城市人口中职业兴趣和观点不同，会摩擦产生出智慧的火花。微博觉得城市代表着一个最高的政治智慧和产业活动的成就。他同时指出，乡村人口不仅保守，而且充满着错误与偏见，他们受到的启蒙来自于城市。
但是如果城市过于多元化，可能产生极端。城市中令人绝望的贫穷与最耀眼的财富并存，阶层对抗的严重危险性，城市政府的复杂性、责任的多重性，都将导致政府监管任务成为最困难的事情。流动人口作为移民的必要组成部分，加剧了这种困难性，并且他认为工业体制产生了以自我为中心、自我追求和物质追求的态度的危险……
理论体系的出现
工业大都市被认为是社会的分水岭。学者们在强调区分分水岭的根本性变化的时候，传统和现代的两种社会类型之间的两极分化也表现了出来。
梅因爵士
他看到了包括家庭依赖性逐渐解体和个人责任增加的进步。这也包括建立于个人在家庭中所处位置基础上的继承责任，渐渐被契约和有限的责任所替代。他指出，这种从身份到契约的变化是按照对财产（尤其是土地）的占有方式而同时进行的。因为在乡村土地被家族所共有，而在城市中，土地可以作为重要的可交换商品，所以个人可以不再依附于土地或者家庭。
滕尼斯
他认为，在所有文化系统中的历史存在着两段显著不同的时期。他认为现代国家、科学城市和大规模的贸易代表了由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转变过程中的初级行动者。在不可逆转的社会变革中发挥作用。他称第一个时期为礼俗社会，社会中组织的基本单元是家庭或靠血缘维系的族群作用和责任，是由传统的权威所界定，社会关系是本能的和惯常的，合作也为习俗所左右；而第二个时期，他称为法理社会，其中社会和经济关系建立在个人之间的契约上，对于个人的回报不再是基于世俗的权力，而是基于竞争性的劳动力价格。
涂尔干
他认为日益分化的劳动分工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历史生物过程。它使人类文明从片段走向组织。片段化的社会是建立于血缘关系之上的，是由相似的、无所不包的家族的演替所构成的；而现代化的过程则将这些小的社会群体融合成一个大的集体并形成国家，另一种是社会职业组织（根据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属性对其进行分组）。
西美尔
他也区别了两种社会状态，探讨了它们心理学上的关系。第一种是个人完全沉浸在直接接触的小社会圈中，第二种是个人在集体社会中承担的专门的角色。前者的特征是在无意识的层次，具有稳定的生活节奏，而后者不断受到外部刺激，需作出不断的有意识的反馈。大都市具有高度的个人自制的个性，个人变得更为自由，但也带来一种威胁。在处理个人的外部关系上，基于非情感因素考虑，精于计算往往会丧失个人特征。这是因为伴随群体规模增加，专业化程度也会增加，大都市多元化特征也会越来越显著。
……
当然还有很多观点，在这不一一陈述了。他们所认同的常规知识强调：触及公共生活所有方面的无所不包的初级社会关系是建立在情感、习俗、亲情关系和世俗权利的基础上的，会被基于分工的非个人的二级关系取代。在新的城市中，有一种暗示表明：对于象征性因素越来越依赖，“地位符号”标志着一个人身份和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通常二级契约被认为会产生同质、非正常、社会的失序，原因在于非正式的社会控制，以及经过长时间才形成的建立在社会习俗、道德和社会体制之上的社会凝聚力会被一种控制系统所取代。这种控制系统是建立在法律、行政命令、警察、小团体内的制裁等基础上的。
现代化创造了高度专业化和差异化彼此间的相互依赖，加剧形成更为脆弱的社会。政府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管理机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最后，在向完全的大众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摩擦。在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社会和个人的无组织最为明显，尤其是移民，他们的第二代需由家庭文化转向大众社会文化。
城市化作为生活方式
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沃思在他的著作《城市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中将这些思想归纳为一条最为普遍的可接受理论：城市影响着社会关系。他总结了一些新城市的特征。
交流具有非个人特征且是肤浅的、瞬息万变的，通常被简单的视为未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规模越大城市，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机会越多，个人之间的相互依靠会涉及很多人，因此很少依赖于某个特定的人。
高密度的人口能够产生频繁的接触，快节奏的生活，城市亚区域的功能分化以及居住区的隔离，拥有相似的背景和需求的人们居住在同一个居住区域。而对那些在专门的职务或者亚区域无法寻求安全生活的人们来说，功能失调的几率以及非正常的病态的行为可能性会增加。
异质性越大的新城市，可引致一系列更多的明显影响。由于背景不同类型不同的人口往往强调视觉的认同和象征主义，因而居住区域成为身份的象征，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系统，金钱往往成为唯一的价值度量指标。不过因为城市居民来自于不同阶层，经济等级差异往往会瓦解，进一步的结果就是城市中政治运动的大量兴起，以及多个利益主体的不断出现。
在任何一个社会系统中，通过认知的调控对行为进行操作，实质上是一种个人行为的聚集。
费舍尔将沃思的理念进一步阐释：如何将规模、密度和异质性等基本结构变量同个人行为进行关联，方式是通过高度的神经刺激，而这种神经刺激需要个人做出可选择性的反应，以克服心理负担。通过对刺激的选择性反应，在城市结构中形成了不同的利益主体，因而又为个人的流动性提供了机会。在主流社会中，动态的人们为了寻求自我认同，创造了许多复杂性的体制策略，以保持不同利益群体的正式结合，而这样做的结果也产生了次级关系，导致非个人特征及孤立性。太多的孤立依次又导致了社会失序、情感的疏离和个人的偏离。
二十世纪的城市化：北美经验
沃思的理论
书中主要总结了沃思的模式来理解20世纪美国城市化进程。他首先将城市定义为一个“相对巨大的密集的以及具有不同社会抑制性的个体的永久居住地”。他通过人口迁移急剧增长，并且提出了“城市化会导致某些社会问题”的假设。
随着规模、密度和异质性的增强，城市居民的确开始对越来越多的外界感官刺激并随之做出反应，这相当于信息的输入和输出过程。当接收者面临着处理高强度的刺激性问题时，容易出现信息过剩的风险，从而导致压力、紧张和不安，最终出现诸如精神错乱之类的行为。当所有外界刺激都在增加的时候，每个人的反应范围却在变小。从社会的层面上来讲，这将导致专业化和结构的差异化。
其结果就是社会角色和机构数量的增加，另一个就是劳动分工，还有其他结果——包括工作和家庭的分离，导致城市用地功能分区的地理差异，以及被分割开的、具有同质性的居住邻里等。根据沃思的理论，这种结构性的差异、在个体性格中的差异被复制，在划分的角色、团体和利益中被细分，从而导致不同的身份。这种身份通过时间和环境的分隔，使人们相互隔离。因而城市内的个体比起其他人，更倾向于在更多角色之间更迅速更频繁的转换，可以是按天、周和其他的循环周期。
当一个系统的结构性差异和角色的变化频率加快时，新的结构和功能将产生将个体和群体整合在一起。其程序是正式的，既有功能性的，也有契约性的关系，以维持整体的秩序。沃斯认为亲情、邻里和非正式团体正在弱化，而从属和控制的正式机构却在逐渐增强，这些机构包括社团、公司、企业、社会控制的仲裁方法以及大众传媒等。
此外，沃斯还发现了一个认知的补充形式——非人格性（impersonality，缺乏或减少对个人需求或欲望的关注）。如果正式的社会环境以非人格性为特征，那么城市个体将相互隔离。沃斯理论中最后一环是城市中微弱的标准凝聚力与人格结构整合及不轨之间的理论。
事实上，沃斯的理论支持来源于实验室中对老鼠的实验，高密度将导致高死亡率、低繁殖率，并产生疏忽、懈怠、冲动、好斗、消极行为以及性行为失常等问题。其他动物的实验也证实了这一点。但当涉及到人类人口数量的研究时，这一证据并不是那么有力（如果让人崩溃，应该是每房间内部人口数目过大）。在一个过于拥挤的环境中，人类的行为首先是一种对直接环境的反应，相对而言很少考虑他们行为的长期后果。而这种直接的环境也不一定是城市，这也说明沃思模式在许多重要方面并不充分。
发展的特点及原因
工业化大都市聚集的原因是各类专业人士必须相互联系，聚集将降低他们的交流和沟通成本，但距离的减少意味着密度的增加，交通堵塞、昂贵房租以及个人隐私的丧失等问题出现。事实上，最近科技的发展都立足于降低地理、居住密度及聚居的成本——分散化以及总密度的降低已成为最主要的空间过程。这个特点被已被证实：美国经济学家埃德温·米尔斯计算了美国1910~1960年间人口和一些经济活动的密度梯度，发现它们都经历了逐步下降的过程。这意味着城市中心的密度下降，大都市区向外快速扩展，而整个城市地区的密度则逐步趋于均衡，并且分散的趋势正在加速；历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指出，一个新的社会过程的形成（建立一个规模较小、相互之间联系紧密的社区，只和外界保持有限的联系）是这种变化加速的原因；吉恩·戈特曼用一个新的地理尺度概念（大都市带）来描述美国东北沿海连片的城市化地区。
从1960~1970年间的数据来看，美国当时发展大部分是由于大都市的自我增长所引发的。因为工业城市化所导致人口聚集已经结束。迁移在区级层面发生在大都市区之间，在区内则通过人口和就业向跨都市区边界的日常城市体系外加速扩散。在这十年中，中心城市流失的人口要多于郊区，主要是由于迁移。并且在这十年中，所有大都市的增长都集中在快速扩散的郊区。事实上，城市人口的离心运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在纽约和其他大城市，19世纪末，许多小城市也出现了这种明显的状况），而离心运动背后的动因，最初是当地交通、通信工具的进步，以及商业中心的持续扩张（导致地价改变）。
规模的扩大、流动率的增加以及人口密度的降低是当代美国城市的主要特征。导致他们成为城市化显著特征的原因，包括国家社会的形成，后工业经济的出现、社会与空间流动联系的增强、住宅产业的异常繁荣以及由于通信工具等发展等。
国家社会的形成：中央政府进入社会政策领域。
后工业经济的出现：其中后工业经济可以从5个方面进行描述：服务经济的产生；卓越的专业和技术阶层的涌现；理论知识居于中心地位，成为社会革新和制定政策的源泉；技术自主成长和转换；聚焦于信息及信息处理的智能技术出现，导致国民经济第四个部门的发展。这种经济形式雇佣高技术、高工资的高级人才（在此类人才居住决策中，舒适性成为考虑最多的因素），他们是构成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而不属于任何地方劳动力市场。
社会与空间流动联系的增强：这一点是由独特的美国社会动力推动的。对成功的追求是美国社会主流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和空间的变化作为文化态度和压力的结果，成为个人神经系统的一部分，并相互关联，人们需要不断地与关于优秀的主观标准进行竞赛）。身份低的人进入而导致社区降级，这将会遭到抗击。如果人们不能容忍这种已经察觉到的外来威胁，就必须逃离这个社区，以避免丧失身份。
除外穷人，当一个家庭寻找住所时，房屋的价格和房型（相关的最重要的决策是根据人们已获得的身份和当时家庭在生命周期中所处阶段的需要而决定的）是首要的约束条件。当有大量房屋都是满足这些标准的时候，对社区的考虑也就开始起作用了：为了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寻找自我，人们通过生活在一个易于理解的社会关系，可以预知的社区中使混乱达到最小（事实上，当个人不能再对某种特定行为模式的结果作出预测时，他就会从原先所居住的环境中迁出，寻找相对同质性的环境）。社会地位较高的邻里会寻找一些优越地段居住（高效的郊区住宅产业发展促使了这一点），并且会有越来越边缘化的趋势——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居民不得不生活在市中心高污染地区的年久失修的房子中（考虑到通勤费用、地租等），但随着这些地区离开的穷人越来越多，导致城市中心内地区房屋废置的区域也越来越大。
住宅产业的异常繁荣：郊区的良好发展使中高收入家庭向城市外迁成为可能，并且高速度的房屋建设也促使家庭从原来居住的破旧城市邻里环境中迁出。随着城市居民有了更多选择居住地点的条件，供大于求，就会出现一种“过滤”的效果——市中心的压力转嫁到现有房屋的租金和价格上，让低收入人群也能够有更好的房屋居住——这个复杂链条一直向下传递，却将位于链条最底端的极端贫困或具有非常严重问题的家庭（对向上的迁移并不抱希望）抛在了后面。
通信工具等发展：这导致了逐步取代面对面交流的形式而导致的时空压缩。并且新的电子技术具有革命意义的方面是，他们不仅减少了商品和人流动的摩擦力，而且还能够传递人的经验，却不必将人的神经系统也传送过去（传统的方法是需要人的个体亲自去获取经验，但现在人可以越来越多地选择去传递经验以接近个体）。
阿布-卢格哈德的理论
她用层域（scale）、相互作用密度（inter-actional density）和内部差异（internal difference）来代替沃斯的规模（size）、密度（density）和异质性（heterogeneity）因果三变量。
层域
层域衡量的是一个特定联系网络的范围，而不是其参与者数量的多少（虽然随着网络范围的扩展，直接或间接的受系统决策影响的人数会自然增加）。层域概念缺失的是清晰的地理指示。在沃斯描述的城市化里，层域的地理学意义上是与规模结合在一起的。但在新型城市化里则有所不同，因为牵涉到国家层面上的人口流动的增长。
相互作用密度
阿布·卢格哈德认为这种密度在性质上与那种通过集中度间接测量的相互作用不同——其中第一层和第二层级以上的相互作用，渐渐被从个性的深层延伸出来的相互作用，也就是第三层相互作用所取代。简单来说，如果第一层级的关系是一种个体，在众多角色方面相互认识的关系，那么第二层级的关系则意味着对他人的认识只是在单一方面，而第三层级的关系就仅仅是角色的相互作用（正在相互作用的不是处在这个或那个角色地位的个体，而是他们自身的功能角色）。这种第三层级的关系只能在实体隔离的情况下维持，一旦被实体接触所取代，它们就向第二层关系进行转化。（因此在城市地区，借助大量媒体特别是电视所造成的认知，不同社区隔离促成了角色和生活方式的一成不变。很多人按照这种认知对待别人，就好像这些认知是正确的一样。）
内部差异
按照沃思的观点，异质性最初来源于外部，后来被移民不断加强和维持（身体的迁移被假设为导致心灵的迁移）。因此，这部分探讨的主要是移民团体的同化过程。
- 美国白人：他们是最先被同化的，组成主流社会或原住社会的这些人。
- 美国黑人：他们表现出最低的同化性，总体上他们是适应文化的，但结构、婚姻和身份方面的同化程度最小。部分地区尝试开展了谨慎的一体化，但是种族摩擦却在逐渐增强，造成更大的极化，而不是包容性的增加。
- 犹太裔美国人：在成为一个彻底美国化团体的同时，他们也越来越强调自己是“犹太人”，以独立的群体身份寻求情感同化。
- 日裔美国人：经历了与广大美国社会一致的日本文化的多元发展。
- 印度裔和墨西哥裔美国人：尚存在亚文化与多数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 ……
从理论上来讲，美国城市的异质性起初是由连续的移民流引起的，当时鼓励同化的政策在意识上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因而，人们所展示的其行为和偏好的多样性是暂时的和可消耗的，随着他们学会了更好的方式，他们将放弃他们原本的行事方式。因而从长远来看，当人们发现了其他更好的非地域性联系基地时，孤立的地方居民社区将趋于衰落（通常认为地方团体在特征上具有强制性，比起自愿的团体形式具有较小的吸引力）。随着种族和社会-经济隔离的消失，以及利益社区取代居住社区，地方社区亦将衰落。然而在现实中，目前美国的城市区域显示出一种新的异质性类型的存在及其逐渐强化的趋势，这种抑制性产生自内部差异，而且可以从文化多元化的不同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理解（这种社区形式绝不是更为破碎的地方化社会发育不全的残余物）。
萨特尔斯在理解这些新社区形式方面指出：社会将直截了当的将标识强加于特定的地理区域之上。邻里的类型并非简单的建立在本质上，它还是一致意愿下的强制定义。一旦邻里标签确定，对于生活在其中人来说，邻里界定了相对没有入侵者的区域，指示了哪里有潜在的朋友或者可以发展的潜在朋友，将可能的地位不平等减至最小，而且简化了众多针对空间活动的日常决策。这种邻里的心理地图并不是多余的认识负担，而是承担着重要的心理和社会的功能。按照萨特尔斯的理解，邻里的边界由物质障碍、种族同一性、社会阶级以及那些共同界定存在特定生活方式的同质区域的因素所确定。社区一方面作为构成个人身份的要素，另一方面将导致社会控制，将人们分隔开来，以避免危险、侮辱和身份要求。
居民参与的社区组织有多个层次，最小单元是单侧街区（face block）（随着面对面交流的增强作为结果而产生的制度形式就是街区社团），接下来就是防御性的邻里（defended neighbourhood）或最小命名社区（minimal named community）（它是居民和外界都承认的具有一定特征的最小城市片段，拥有维持日常生活正常运转的众多设施），然后是有限责任社区（community of limited liability）（较大的拥有制度化保障的称谓和固定界限的区域。外来的代理机构，比如社区报纸，常常作为界限、目标和完整性等社区感觉的保护者），最后是扩展的有限责任社区（expanded community of limited liability）（可能因响应环境压力而形成）。
马赛克文化
抛开基于种族和族性的文化强化相关联的差异不谈，今天的美国社会中主要的生活方式差异似乎起源于所有美国人共同经历的两个发展过程：1、贯穿生命周期的片段，比如结婚、退休等；2、伴随社会流动的可能需要、阻碍或模仿地理流动的职业生涯轨迹。这两个发展过程受到几个不同价值系统的干扰：家庭主义（家庭生活被给予高度重视）、功利主义（向上的社会迁移趋向）、地方主义（利益局限于邻里地区，偏好于本地性的团体）、世界主义（不受地方联系的约束，偏好于范围是全国性而非地方性的团体）。
从该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区分出以下几个社区类型：工人阶级社区、少数民族聚集区和种族中心；中等收入、家庭主义盛行的地区；富裕的公寓区和专有的郊区；国际性社区中心。
引用费舍尔的话说，在后一个例子中出现了亚文化强化（subcultural intensification）的最极端形式——先前作为城市外部社会实体而存在的团体，当新文化价值观和规范被确立时，扩张的城市系统内部出现新的团体，在信仰、价值观和凝聚力等方面得到增强（一是有影响力的大众的成长并且发展亚文化，另一个是与其他能增强自身身份感和归属感的亚文化形成对照）。尽管沃思认为城市里不同的文化冲突可能会否定一切价值观，但内部的凝聚力却因接触而引发的冲突得到了增强。强化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犯罪亚文化的出现。
这些变化的结果就是已经或即将出现在美国的马赛克文化——一个包含众多并行但差异较大的生活方式的社会。其中一个后果是社会整体的分裂，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人们趋向于脱离不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团体而回归同质性的社会，这意味着和谐的产生。同质性社区的马赛克维护了不同生活方式的存在，这些生活方式内在的具有凝聚性和排他性，对外则具有非侵略性（受到威胁情况下例外）。
新城建设
美国在1960~1970年间总计376个，占地规模在950英亩以上的城镇得以开发建设，占用土地接近150万英亩。其中43座可划归为新城，主要坐落在气候温暖的快速发展地区。所有这些新城项目的开发者都被称为“新型企业家”，他们包括具有房地产和住宅开发背景的建设开发商、对生产提升和金融多样化感兴趣的大型国有公司、提升财产价值的大地主、大的抵押权人（如银行、保险公司和储贷机构，也有少量独立开发商）。这些团体都是私有性质的。美国新城开发具有很明显的企业家属性，其目的就是获取城市开发中的潜在利润。就其中存在的公众参与而言，其出发点是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获得一些宽松的政策，以降低企业的风险。
这种开发新城的方式有时能够获得高质量的回报，弗吉尼亚州的雷斯顿和马里兰州的哥伦比亚就是美国私人建设的新城中两个较高评价的例子，但在企业家长主义这一点上受到了当地居民利益团体的质疑。
在许多案例中，概念和规划就是吸引人口迁入的最初动力。
扩散中的转型：第三世界城市化
第三世界的城市化是一个和韦伯所描述的城市化有着根本差异的过程，有着与被沃思奉为经典的传统智慧不符的人文结果。
城市增长的不同背景
当代的第三世界城市化与西方相比，牵涉到的人数更多，移民增长更快、更迅速。工业化远远滞后于城市化，以至于大批的移民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寻找最边缘的就业岗位。城市是这场死亡控制运动（医疗科学技术的福祉）的最主要受益者，并且经济改善，公共福利、国际援助补贴、住房以及免费教育使得抚养孩子的负担比以前小了，当时一系列政策又附带地支持了城市人口再生产。
另外，由于一大批第三世界城市有殖民统治的烙印，（缺少私人发展资金和企业家阶层）第三世界的发展更多的是政府主导的，并且受到国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影响，于是作为发展过程中政府领导地位的结果，公共目标具有超越私人目标的优先权。大多数前殖民地国家迅速转向一党政府或转向充分的独裁统治：或由革命精英领导（革命精英们以现代化为己任，一般都有一点潜在的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着他们试图改造社会基本结构）或由军事集团把持（军事集团则不同，他们的观念引导着他们寻找国家的功效，但并不发生社会变革）。
这种形式所导致的一个持续问题就是城市正在成为新的政治精英们尽力促进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主要中心，这种新的中心性是一股吸引人们进入城市的力量。城市成为象征，从过度拥挤的农村地区，吸引了大量移民流，特别是年轻人，其结果只是发现乡村贫困被城市贫困所代替。可以确信，经济发展在新政府中具有最高的国家优先权，只是它跟不上城市人口增长的步伐。
在这些所有复杂变化中，有三个主题非常突出：移民的本质和在帮助乡村向城市社会转型中外围居住区的角色；与城市经济吸收劳动力相关的问题；对增长的空间扩散，阶级结构与阶级冲突和发展中的亚文化马赛克的影响。
外围城市聚落的移民与增长
移民的后果
有两个人口学因素在第三世界城市化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第一个是提高的自然增长率，第二个是巨大的移民潮。
根据小科尼利厄斯的观点，以往对第三世界移民的研究框架（事实上这种框架受人质疑）是以借用的命题开始。借用的命题集中在三个主题上：物质的匮乏和流动期望受挫、个人和社会的组织解体、政治激进化和分裂行为。通常认为移民将经历前两种状况，然后渐渐转入第三种状况。高比例和规模庞大的迁入者，以及由城市和工业增长率差异引起的有限的城市吸纳能力，被认为是其持续不断的推动力。但20世纪60年代完成的移民研究提供了与之前相互矛盾的证据：移民并非必然导致改善社会经济的期望严重挫败或者普遍的个人和社会组织解体，外围聚落的居民宁愿频繁的默认那些维持现状的政权制度。移民中占主流的认识是改善生活条件和生活机遇，并将这种经历作为迁入城市的结果，潜意识里也是将其作为对未来改良和降低政治危机感的基本信念。
为什么传统移民理论解释非常弱呢？
- 传统的移民理论因为局限在他把城市移民概念化为一个无差别的群体，以统一的方式应对一组特定的条件，即所有前往大城市的移民都被假定暴露在这些条件之下。但在现实中，不管是迁移前后，移民都是由庞大而毫无关联的社会类型举证组成独具特色的移民亚文化，随着差异极大的生活方式、价值导向和个人主观政治能力而发展。
- 乡村-城市的二分法并不存在，相反在城市中，亚文化存在着乡村传统延续的宽广领域（Redfield），乡村的制度、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被维持着，或者经过了改造以适应城市环境的特定要求。比如对于非洲移民的大多数来说，拓展的家庭关系链和城乡关系链还在维持。
- 社会组织和互助网络在城市场景中发挥着功用。比如很多非洲城市富裕团体生活建立在共同利益相互帮助基础上，远非“部落组织解体”的过程。
被抵制的“贫困文化”
大多数第三世界城市增长集中于所谓的非法棚户区（squatter）或者失控的城市外围聚落（uncontrolled peripheral settlement）。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研究中描述了一种超越国界区域国家内部的城乡差别的生活方式的亚文化（贫困的文化、贫民窟的文化、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文化、非法棚户区的文化）。他指出当这种亚文化出现的时候，处于这种文化中的人们在家庭结构、人际关系、消费习惯、价值体系以及时间导向等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
刘易斯研究认为，贫困文化最主要的特点可以通过四个方面来描述：亚文化与更大社会之间的关系；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本质；家庭的本质；个人态度、价值观和性格构成。此外，刘易斯认为还有如下特点：
- 穷人对社会主流制度的脱离、非一体化是贫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处于贫困文化中的人们，创造的财富少，得到的回报也很少。
- 贫民区也存在中产阶级的价值意识。尽管人们经常谈及并声称这些是自己价值意识的一部分，但总体来说他们并不依赖这些价值意识（如婚姻）。
- 其文化潜伏着反抗，促使旨在颠覆现有秩序的政治活动发生。
- 低组织性使得平民区文化被边缘化，处在不平等的地位。
- 处在贫民区文化中的家庭，并不珍视孩童时代，也不把孩童时代看作应受保护的阶段。
- 在贫民区文化中长大的人，有很强的宿命论观点，觉得自己是无助的，依赖性强，具有自卑感。（由于母性剥夺所导致的高频率的虚弱的自我架构；对于性别判别的困惑；强烈的现时感，很少考虑将来；对心理痛苦的高度容忍——这使得男性优越权得到广泛的传播。）
- 不具备知识远见，尽管他们对于地位的象征确实很敏感，但没有阶级意识。
事实上，刘易斯的观点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判。威廉·曼金指出，非法棚户区代表着城市化、移民以及房屋短缺所综合引起的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克利纳德指出，尽管一些非法棚户区是无组织的，但重要的是每一个非法棚户区都受到自身显著的亚文化的影响，这对居住者的生活方式起着支配性的作用。约翰·特纳把过渡期的城市聚落划分为以下三种不同的经济水平：1、低收入桥头堡；2、低收入联盟；3、中等收入地位的寻求者。
因此，衰败的贫民居住区没有统一的形式，不同类型的居住区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亚文化也有显著的不同。罗伯特·克鲁克斯指出，非法棚户区最好叫做转型的城市聚落，它们体现了居住者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而展现出来的令人瞩目的活力与灵巧。但传统观点依然支配着很多决策者的态度。在很多情况下，政府会对非法棚户区的居民进行驱逐，对贫民窟进行代价惨重的粗暴清除，造成低收入群体的可居住房屋减少。像巴西政府对里约热内卢的贫民区进行清理的同时进行房屋的重建，其实造成了对稀缺公共资源的无效利用，即便这样做有提高也收效甚微，对转型居住区的家庭来说很不公平。正因为如此，要对转型居住区持积极支持的态度，政府应该采取行动，为这些区域提供城市设施和社区服务。在发展过程中，本区居民通过自身的参与程度享有优先权。还要对转型居住区的增长进行事先规划，保持区域好的方面，不要对生活环境进行纯粹性的破坏。
城市经济对劳动力的吸纳
尽管工业化在加速，城市中快速增长，劳动力却无法得到充分的就业，大量的人力资源被小企业或者是私人服务业所吸纳，或者是失业。此外，城市投资者兴起往往会招致更多的城市移民。这些事实产生了以下结果：维持最低的“生存经济”（survival economy），城市传统亚文化进一步加强；防止大城市之外的发展扩散，以及大城市聚集区的不断增长开始出现。
城市经济结构
城市经济结构由三个独立行业部门组成：个体企业部门（大部分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在桥头堡聚落区过着边缘的生活或露宿街头）；传统杂货店类型的家庭企业（回报的大部分只能够维持家庭的生存需要）；部门是公司，包括资本密集型的企业、政府和专门的行业（至少中产阶级的身份和地位）。奢华和贫困并存是第三世界城市的惊人特色之一。
麦吉指出，城市经济的这种结构是大多数第三国家作为殖民地的直接产物或者新殖民主义的经历（便于控制）。另外，由于传统殖民地在为大都市提供工业原材料时，经济结构过分专业化，第三世界国家仍然在工业化大国和他们原料来源地之间起着“首要连接”的作用。某种意义上，他们仍具有移植的特征，与工业国之间的联系要比与第三世界的乡村之间的联系要紧密的多。
差异随着城市的不同而存在，麦吉指出，东南亚地区大都市如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的城市一样，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城市“超级文化”的一部分，联系着其他国家和综合性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生活中心。除这些大都市外，在省会城镇，生活仍然很传统，但活动主要围绕着政府和商贸这两个制度综合体。而省会城镇之间由于社会、政治结构的独裁性、等级性和集中性，新观念的传播很有限。
生存经济的维持
三大部门间劳动力市场的特定动力机制使得城市经济中的工人维持着基本的生存水平：城市提供就业可能性使很多新移民来到城市，激烈的竞争使工资停留在最低水平。为提高工资，公司产业的大规模生产的扩展使得生产劣质商品的家庭企业被淘汰，随之波及到个体经济。这些结果可以从社会阶层或者城市的首位性看出。
传统亚文化的再加强
在第三世界城市的社会结构中，西化的精英和智囊集团处于最上层，处在其下的是来自不同种族的人群（他们在竞争中失去了工作，种族冲突愈发明显，部落意识在不断增强，很多与之不同的中间集团已经或正在快速消失）。此外，一方面在职场和专业领域受过良好教育并取得个人成就的新精英们面临不断向上的压力，另一方面，各种关系使得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和处于劣势地位的同族人间保持着连续的联系，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分享成果，导致城市中还保持着乡村的生活方式。这一系列矛盾很容易导致要求降低精英特权，创建无阶级社会的社会主义压力不断增强。
规划的紧迫性
在第三世界，作为现代经济增长产物的制度环境要先于增长的过程（就比如一些福利措施，像最低工资、禁止雇佣童工等，在某种方面都是不利于西方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式的经济发展制度）。欠发达国家与高度发达国家共同存在，这使得欠发达国家的人们能够模仿发达国家的消费方式（但往往不是投资和储蓄模式的示范作用）、交通运输方式等。这种“示范效应”是非对称的，就比如一些“派生性发展”项目，使得投资结构偏向于炫耀性或者庞大而不是富有成果的项目。正因为如此，第三世界规划正在尝试采用其他方法来提供“平衡”的城市分配（比如投资激励计划、增长极策略、区域发展方案等类似的措施来促进城市的分散）。
大多数国家发展规划总是一如既往的对城市发展以象征性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城市考虑被混淆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住房，并以房地产业的名义来进行表达。在一些地方，如新加坡和巴西通过国家部门规划来解决住房困难，从而获得重要的收入（这些基于城市发展的目的的国家规划的案例突破了狭隘的方法，因而受到瞩目且具有开创意义）。
第三，世界绝大多数城市规划工作的特点是缺乏有效规划的决心。规划工作通常不过是政治业务担保，很多的城市化策略是片面的（那些被政府用来管理城市和引导其发展轨道和方向的方法实际上几乎没有被利用）、无意识的（实施政策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对其比例和特点不了解），缺乏协调（国家规划总是趋于经济方面，城市规划总是趋向于物质形态方面）和负面的（规划师的意识形态和观点是他们偏离、延缓或者阻止城市的增长，特别是阻碍大城市和首位城市的拓展）。
两个案例
以色列：“平衡”型城市体系的国家规划
以色列的国家城市化政策是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制定的。在此之前，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盛行，城市顶多被看作是必不可少之万恶之源，人们认为公社或者合作社农业可以提供国家生存之需，城市在功能上并不重要。
在独立后，除了吸纳移民之外，新国家规划局就制定了国家城市化政策的5个目标：在人口稀疏的区域建立定居点以防止区域“不平衡”增长；基于战略考虑，占领边境地区，形成国家势力；开放“资源边境区”，特别是南部沙漠地带；限制特拉维夫及其周围城市的集中性来改变城市体系的“首位”结构，建设缺失的中等规模城镇（一方面受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另一方面基于国家建设考虑）；促进各区域建立完整的城镇等级体系。后两个目标实现的规划是建立在中心地理论上的。
土地公有（任何土地的主人都没有权利对自己的土地进行开发，除非官方的规划给予了这样的权利）帮助以色列取得了新城镇发展的成就。在这背景下，诱发城市化过程的基础性手段有两个：公共住房和就业机会提供。在发展中，城镇新建房屋是按固定配额来建设的。新移民经历了最初阶段城市公民身份的适应后，被加速融合到犹太国家中。最初三年房屋的补助很高，直接公共投资或财政激励政策吸引了私人投资，创造了工作机会，发展了城镇也发展了工业。
到1970年，特拉维夫的人口降到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首位城市规模分布已经变成等级规模分布。另一方面，可能由于有效的交通和国家规模较小，那些发展中的城镇并没有像原先期望那样产生出紧密的地方城市-区域联系。但由于政府对发展中的城镇服务不提供补贴，那里的生活舒适性降低了，有很多人不断从那里搬到了大城市。
南非：通过种族隔离的控制
南非主要运用的是隔离和控制政策，也就是种族隔离政策——对不同人种的社会、居住产业以及政治进行隔离，以保护白人的安全（非白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这导致了在各个班图人自治省的政治发展的分散化。
戴维斯指出，种族隔离政策来源于一种清晰的社会理论。在20世纪前50年，北美洲的“熔炉”理论指出，共同的经历与合作奠定了移民群体的发展和同化的基础，但许多南非人提出了摩擦理论——只有把交往的次数降低到最低才能够保证不同群体之间保持着融洽的关系（因为人与人之间生理、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差别不相容，交往中存在摩擦）。这导致出现了很多共存的镶嵌社会圈，彼此之间没有联系。那么南非是如何把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分开呢？
对于南非白人区域规划者来说，城市分散或者“增长中心”政策意味着给予产业很多激励，使之（工业联合体）坐落于黑人家园与白人区域的边界地区；对于边界定位不可行的情况，黑人男性工人居住在集体宿舍中，以种族和宗族来进行隔离，以帮助年长的男性对年轻人进行传统的社会控制。他们打破了正常的移民机制，主要黑人群体在参与到南非社会时受到控制，临时劳动力移民机制被延长，多数人被迫来到城市，又被城市隔离。激励机制以使产业定位转向“增长中心”，欧洲人区域的发展类似于西方模式，只受英式城镇规划公共部门的检查。这高于一切的成就，就是通过强制运用警察力量和思想控制。
（注：这种隔离在1994年终结，曼德拉的平权政策使得黑人得到解放，但整个国家却一蹶不振了。白人精英外流，拒绝就业密集型增长政策，太依赖外部因素，对黑人保护过度，贪污腐败等等都是其衰退之原因）
扩散与首位
（注：这一部分本来是放在第三世界城市化中的，但个人阅读后发现作者更多的是在论述一些相对完整的理论，于是干脆分开成为一大章节。）
美国在工业城市化过程进行的时候，东北部的制造业地带成为19世纪后期经济的主要驱动力，成为工业和国家市场的集合心脏地带，成为大范围国家服务业的焦点。这些核心区成为更外围腹地发展的杠杆。北美和其他地区与内陆地区保持联系，满足自身增长的生产需求，内陆地区依赖于中心地区并辐射全国。这些资源主导型的内陆地区专门从事资源生产和媒介输出，以满足中心地区大型制造业企业的生产需求。在内陆地区，资源赋存成为区域特定集聚优势和发展潜力的关键因素。这些中心增长模式带来的是区域的高度专门化，而专门化又决定着区域增长的内容和方向。区域资源的特性、其可替代资源以及需求结构的变化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区域增长的性质和程度。
城市新出现的体质在整个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城市作为一种手段，使得专业化的亚区域地区融入全球的经济网络。良好的可达性使得这些公司能够容易获得本土化和城市化的规模经济优势。
空间组织包括两个重要因素：城市体系；受城市影响的相应区域，或者是在这些体系中围绕着每一个城市的城市场。在大都市之间，那些可进入性不好的外围地带，经济一直比较落后。一些更小的区域连接由一些处在稍低等级的小的成功的中心来承担，如小城市、城镇和乡村等。当交通条件改善后，这些处于最低水平的中心在发挥最初的主要作用后将逐渐衰退。
在这种条件下，改变经济和社会的推动力围绕三方面进行：从中心地带的大都市去向区内陆地区的国家层面上的“扩散效应”；从高等级的中心向低等级中心进行“等级扩散”；从城市中心区向其周边地区的内陆式的扩展模式。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发现了这一扩散机制的迹象：当长时间的增长能够保持时，高收入地区和中心地带的都市经济扩张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和工资增长的现象。劳动力密集型工业会由于市场价格过高，转移到小城市中心或更外围的地带，这种“过滤”或者“垂滴”的重要性不只体现在直接效应上，再间接效应上也是如此——低收入地区的价格增长比较慢，资本置换导致每个工人的产出变得越来越多，当繁盛能够被保持时，高劳动生产率的产业将转移至低收入地区，而低薪产业将被迫转移至更小、更偏远的地区。如果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很长，就会产生并维持一种城市体系。
齐普夫首先提出了“等级规模分布”，也就是把城市在双对数指的准备好图表上进行描绘。一条轴是人口，另一条轴是等级，如果这些图形形成一条直线，那么这些城市符合等级规模分布。他认为任何“同质社会经济体系”达到和谐均衡的状态时，“等级规模分布”就有可能出现。
而当最大城市的人数超过建立在等级规模分布基础上所预期的人数时，就出现了“首位”的情况。一些人认为，由于过多的移民进入以及殖民地类型经济的有限发展的叠加作用，就产生了以“首位城市”为特征的“二元经济”。首位城市对于较小城市地区的发展会起到“瘫痪”作用，会使其跻身于国家经济剩余物，会产生疏远、混乱和社会无序的状态。因此，偏离等级规模分布的例子，被认为是伴随次发达国家经济的“过度城市化”出现的。造成首位的原因：增长集中在一些主要的城市，而不是在发展中把城市等级给过滤掉了，也不是在城市区域内把其影响向外扩散。
为新的城市实体规划：欧洲战后经验
城市遗产
欧洲不同背景下现代城市化与其先前遗留下来的城市遗产密切相关。利希腾伯格认为，根据形态和结构等不同决定性因素，至少能够将欧洲的历史性城市划分为四种类型：中世纪封建领地国家的市民城市、装置国家专为享乐而建的贵族城市、自由放任时期的工业城市、社会福利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城。
城市模式
大部分欧洲城市的街道形式表现为复杂的拼贴，只有通过费劲的城镇规划分析才能够很好的理解。在很多案例中，始于老城门的长距离放射性道路，奠定了中世纪城镇的基本骨架。后来这些基本骨架逐渐被尊重，早期农村聚落形式和田野边界的开发商所填充。在巴洛克时期很流行的林荫道，有些是适应更老的街道形式，有些是适应纪念性建筑物，有时也会在农村以尽端路的形式终止。他们的确为城市景观增添了新的辐射状元素。在19世纪，替代中世纪的要塞的林荫大道更多的是一条环路。
广场是欧洲城市的一种重要开放空间，它们是城市活动的节点；城墙和护城河也是城市存在的表现形式，城门既能作为关卡，又能服务于人和物的流通，也能作为收税站，要塞已经不再具有军事重要性了，而是逐渐成为成交之间的社会经济障碍；欧洲城市的天际线由规划严格控制，这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防火管理（像圣保罗大教堂的天际线在伦敦仍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这些限制不应被低估，中央商务区的土地最高价值受到抑制，而不像北美那样土地价值反映在办公楼和其他高层建筑物的价值中；城墙内的老城——在工业化时代城市拓展之前就已经存在城区——成为城市的核心，这里集中了城市的行政、金融、商业、文化和娱乐等设施，内层还受到城墙或者环状林荫道的限制，但最近允许环绕这些城墙建设现代化的摩天大楼。
社会结构
古典的工业化前的欧洲城市，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社会空间结构：在城市中增长过程中，第一次将郊区、村庄和小城镇并入到城市地区。在合并的密集建成区内，它们保持了清晰的社会经济特征，保留了它们自己的地标和商业街。地方精神反映在居民对自己住所的认同上。在19世纪下半叶，考虑到社会-经济的特性，现代行政机构经常将这几个单元合并到一个区内，在城市边缘外围的类城市社区（city-like community）也被合并而变成了城区。
成拱形的城区结构是早期提到的城市模式。科尔说，这种城市模式可以看成是一系列的层（layers），这些层可转译为拱形的社会结构，使得人的经济和社会的重要性随着离城市中心的距离越远而趋于下降。这种潜在的差异，毫无疑问是根据阶级体系来区分的：只有在阶级体系之间的流动变得更容易，社会差异变得更不清晰，并且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有必要通过空间隔离来保留社会地位的差异。就像在高度流动的美国城市中一样。因此，社会和空间距离势能相互替代的。在一个稳定的阶级体系里，首先定义和保持身份差异，其中社会地位是继承的，居住地是异质的；其次在流动性大的社会保护中所得的身份，只有这样才能在邻里和社区的均制社会中为其可能受到的地位威胁提供保障。除了这些遗传下来的社会空间结构，还有不少将古城的建设法规应用在新的开发上的新城——但因为工业新秩序带来了更大的社会流动，它也产生了更严重的空间隔离。
郊区特征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交通、城市居住区原有的类型和那些没有充分开发区域里的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在英国，第一批从城市迁出的是中产阶级，在新郊区建造独立式住宅，打破了工业化前城市的老传统（工人郊区是边缘化的，而且在城墙之外）；而这一运动并没有在欧洲其他广大地区同时发生，这些地区因偏爱公寓生活，仍想把许多欧洲大陆城市限定在一个更有限的区域。乔伊认为，就是这种在19世纪中期产生的差异，是本世纪欧洲城市规划中两种主导意识形态的根源（英国的新城概念寻求平衡并融合城镇和乡村，反映了新中产阶级向往郊区；而法国的大而全集中反映了公寓房和高密度生活区的特征），这两种立场可以从奈特的广亩城市（broadacre city）和柯布西耶的光明城市（ville radieuse）对比看出。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和欧洲大陆，工人的居住条件较差。在19世纪时候，由于流行病的流行，英国产生了卫生改革运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工人的卫生条件。与追求更好的微共卫生的动力相联系的是，有必要通过公共决策来控制因自私的剥削只能租房屋居住的贫苦工人的私人利益而产生的不良后果，因而住房规范既与出于公共卫生目的的环境控制相关，也与建造高质量、低成本的住房相关。在19世纪，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城市实施了贫民窟清理和建造住房计划，但遭到反对和激烈的批评——拆毁贫民窟并在开发成商业铁路和纪念碑，公众企图将老工人阶级的住所迁出位于市政中心周围的贫民窟。由工人阶级的状况而引发的各种改革措施在20世纪欧洲大都市的建设形态和社会结构中也得到了体现，比如新城运动（the New Towns Movement）。
在埃比尼泽·霍华德的理念中心，新城能够达到三个目标：1、在严格的有限规模的新陳中，把大工业城市的无人情味的设施按人的尺度重新安排；2、平衡就业岗位和住房的数量；3、土地公共所有而无法投机，因而能够控制增长。这样通过公共政策的干预来抵消由自由放任的工业城市化所带来的对人类的不利影响。
公众参与的传统
在整个欧洲城市历史中公众的角色都是存在的。中世纪的城市社区有很多功能，就像大量公共建筑所展示的那样。市政厅的建筑一般都占据了中央广场的位置，市议会控制了市民的经济活动，同时收税，也有责任在紧急情况下提供食品，宗教也会参与社会服务和教育。
专制国家在城市管理机构设置上实行科层制（特别是国家首都），城市政府为其侍从，所有的文化机构（如大学、博物馆和剧院等）都成为统治者的义务。自由主义创立了自治社区立法程序，市议会逐步增加管理功能。有责任建造住房、学校、福利院等观念，促使了地方社会主义（municipal socialism，其三块基石为非盈利的服务政策、福利计划、广义的城市规划）的滋长。城市自我管理的理念要求控制市政设施，如煤气、电力和公共交通等。由此市政当局成了城镇中最大的企业。
城市设计与住房偏好
欧洲16、17世纪的建筑设计反映了其精神价值、宗教理念、政治秩序以及社会组织规则，甚至还有军事功能。巴洛克风格的宫城是一个好例子——通往宫殿和公共建筑的壮丽林荫道就是一种建筑设计的手法，把公园融入城市景观中，就是这项重要传统的基础。林荫大道表明巴洛克城市的尺度不再是适合行人，而是马车市民住房在这里念中只是充当配角。西欧和中欧的各个地方富丽堂皇的建筑物纷纷被中产阶级所效仿，资产阶级也效法贵族的做法。这种开发产生了“立面文化”（facade culture）。在那个时代，中产阶级甚至蓝领工人的住房都运用各种各样历史样式进行装饰。在19世纪后期，这种前所未有改造老式外观的做法，刺激其他力量，保护运动开始了。
在自由主义时期，中世纪社会流行的土地观念与巴洛克花园文化的艺术原理相结合，19世纪后期的总体规划就已经适当的将公园安排在靠近建成区的地方或买下私人花园，向公众开放。城市住房计划提出了有孩子的运动场和其他娱乐设施的“社会绿地”（social green）的概念。在1904年欧洲绿带理念（the continental to green belt concept）中，绿带既能为居住在拥挤的建城区里的居民提供休闲娱乐之所，也能控制城市增长。
在欧洲大陆的住宅发展历史主要是指公寓住宅，而不是独立式住宅（像英国那样叠层式的半独立或独立的住宅）。
- 文艺复兴时期：公寓住宅出现，富裕家庭的新式住宅被设计成了多层带有拱券院子的公寓。
- 18世纪中期以前：标准化的大规模经济公寓出现，但并没有作为投资。在欧洲大陆的大城市内，富裕的资产阶级都住在宽敞的经济公寓的三楼；而英国的资产阶级则是叠层式的独立式住宅。
- 18世纪后半叶：经济公寓的开发拓展到中等城市（通常是工匠住宅的集中区），车间或储藏室的两翼就被改成了小平房；收入最底层的人所租住的是兵营式的住宅。经济公寓物业成为一项有吸引力的投资。大部分城市和城镇仍保存着他们半农村的景观，大多数住房是传统一层联排式的。
- 一战后：根据《住房保护法》，出租被冻结，而合作建设非营利的福利住房（不是作为隔离贫困人口的手段）的社会租金和私有公寓的经济租金改变了住房市场，并产生越来越复杂的结构。住房被控制在政府的住房管理部门手中。
大体上，欧洲开发的住宅结构和北美有很大不同，以满足穷人需求为目的的社会住房计划，试图建设尽可能多的低成本住宅来应付长期的住房短缺问题。即使在最近20年内住房平均面积增速缓慢，但住房开发还是不能满足快速增长的对大型豪华装修住房的需求。这个事实归于规划权力的大小。只要存在住房短缺，消费者的选择余地就很有限。如果可获得住房是根据规划来布局的，那么它就是确保规划目标能实现的手段。
英国新城
英国的新城政策（the New Towns Policy）归因与许多因素，其中最有利的是反对自由放任的土地使用，它有两个源头：一个是“作为贵族应有的品德”（noblesse oblige）的传统强大势力，另一个就是福利社会主义的力量。
英国规划的早期发展
在20世纪初的时候，艾比尼泽`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即结合的在乡村地区的城镇生活，与规划师雷蒙德一起建成了第一座田园城市莱切沃斯，后来又建造了韦尔温。
接着迎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英国面临着大规模住房短缺问题，当时主要的政策目标是在民众的支付和租金承受能力范围内为所有人提供满意的住房。但大部分新制定的公共住房计划缺少长远规划的内容。住房产业中的私人公司由于不受相关的限制，他们可以根据英国人希望在农村拥有住房的需求，在沿城郊道路两侧为追求利润而投机开发，从而助长城市蔓延。为应对这种行为，地方当局有权对土地进行分区并储备土地免遭开发。
战后规划：新城
20世纪40年代，阿伯克龙比把伦敦规划为同心圆形态，内环疏散人口和工业，在郊区环周围不进行开发，这样由绿带包围城市可阻止城市的增长。最后在乡村环周围规划开始规划开发已有的城镇和8个全新的城镇来容纳外溢的人口和工业，其中52.5万人住在计划扩张的城镇里，35万人住在新镇里。他的人口分布的想法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但他的理念指导了战后的规划。
1946年，《新城法》出台。在国家层面，主要社会目标就是保持充分就业。这规划体现了自给自足的理念：拥挤不堪的内城要疏散，伦敦核心区的增长要遏制，而新的增长要引导到社会经济平衡的有限规模的新城中。1947年，城乡规划法使得地方当局有责任控制土地的使用，以有效应付私人为牟取暴利而进行的投机行为。住房补贴鼓励大力开发公寓和办公楼。虽然大规模的办公业增长导致了在伦敦市中心就业岗位的持续增加，但工业去中心化（industrial decentralisation）已成为事实。为了保留关于城市社会和城市功能的传统观念，这时的规划在本质上已成为一项保护运动。
新城评估
彼得·霍尔认为，新城吸引了400个工厂和25万多人的就业，同时还具有吸引力的商业中心和大型市场，但从深层次意义上来说，它们反映了阿伯克龙比规划的失败（其最初的想法是创造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区，能够居住40万人，并有相应的就业岗位，且由公共公司开发接纳从伦敦迁出的伦敦人，以阻止伦敦继续增长和吸引外围的就业岗位）。阿伯克龙比的规划在很多方面被修改了，比如其人口预测是错误的。在20世纪40年代，大家都认为整个国家会面临人口增长停滞期，但没料到伦敦地区的人口会持续增长，因而为战后早些时候所作的规划几乎完全就是去中心化。本想新城将会在去中心化、铸造新城市形态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最后效果大打折扣。
新城建设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理念是工作和居住的自给自足和平衡。按早些时候讨论的克拉伦斯·佩里提出的概念，每个新城都是由邻里单元组成的，中心是学校、商店和其他地方服务设施。邻里单元和一个主要商业中心、工业区以及各种为社区服务的教育、文化和休闲设施等一起构成的自给自足的实体，并有环状的开放空间。这种方式结合了城市与乡村的优点，从而实现了艾比尼泽·霍华德的理想。从宏观上来看，自给自足的目标已经实现。形成的居民中在本地工作人数大大超过了在外地工作的人数，而在伦敦外围都市区的其他地方，那儿的人口增长能在传统郊区和居住区里就地解决，长距离通勤等问题也就消失了；另一方面，在新城中，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她们自给自足能力在增加且通勤至伦敦的比例在下降。
总体上来看，新移民对新社区还是很满意的，但没证据表明新城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是迁移的结果。在阶级意识比较强的英国社会里，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成中的不同阶级的交流得到改善，但社会性混居规划理念已经得到肯定。
新趋势和新政策
伦敦在增长，由于实际收入增长和机动性的增加，长距离通勤也在增加，使得通勤范围越来越像北美的城市。伦敦持续增长的就业岗位主要是办公业，而不是制造业。1955年至1962年间的“办公室繁荣”迫使政府回应：1963年的《中苏格兰白皮书》建议几个主要增长区，将新城转型为能加速增长、降低失业和改变人口迁移模式的经济学武器；1964年的“英格兰东南部研究”和后来1970年的“东南部战略规划”建议重新思考伦敦的绿带战略，建议将增长转移到远离伦敦的新城市综合体（urban complexes）。
规划正急速的转向，更为宏大的规划——1965年国家规划委员会成立，并在每个经济区内设立区域规划委员会以制定各自的战略构想。在这种思潮下，严格的规划体系在“国民经济复苏需要”的名义下慢慢松懈，也放松了对次要开发的控制。做大规模和更多样化规划的动力已经体现了将要把主要新城作为国家发展政策的前沿阵地，也表明了公众已进入到发展决策程序中；而规划的削减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对立力量，这种力量是由对规划控制与经济增长间的平衡的考虑所驱动。
欧洲大陆的进展
欧洲的发展政策就是要改善国家不同地区间在收入和福利方面差异，至少要减少经济增长对自然环境带来的有害影响。尽管其这增长政策的目标和目的因国家而异，但某种程度上都是为了平衡福利、集中/分散、环境保护、大都市区开发、非大都市区开发。与北美相反，自60年代以来，大多数欧洲国家长期交通规划是控制城市发展总体规划的重要部分。欧洲比较喜欢公共交通，欧洲人喜欢住在高密度的公寓综合体（这对支持大运量交通很有必要），而不喜欢住在郊区的独立式住宅中。整个欧洲通过公共开发和私人开发的相互结合来保护、恢复或建设新的城市中心以主导城市生活。（但是北美的大都市区里，很多传统的城市中心开始衰退。）
瑞典的成就
瑞典有一个终于福利国家原则强势的中央政府，政府决定每年需要建设的房屋数量和户型规划师们喜欢大型公寓，而不喜欢独立式住宅。国家住房局（National Housing Board）制定了公寓建设标准。除此之外，他们还控制着土地利用，土地所有者并不具有内在的土地开发权。由于房屋的严重短缺和对土地利用的控制，居民喜欢什么样的区位、什么样的住房类型，在很大程度上被规划师所忽视（即便是私人开发也要服从总体规划的公共控制）。
斯德哥尔摩的增长就是在这种框架指导下进行的。地方设施完善的卫星式的社区被建造出来，并以绿带隔离，且通过公共系统融入拥有150万人口的相互依赖的大都市区整体中，其通过沿着从城市中心放射出来的交通走廊（主要是铁路和地铁）建设卫星式的社区来重塑大都市区。越来越多小汽车和日益增长的实际收入促使快速道路网的拓展，邻里向区域商业中心的转变，有越来越多的住房选择——这些都改变了传统的规划理念。
即便如此，但也产生了矛盾，其源头就是瑞典的规划师偏爱集中在城市中心附近并能适应公共交通的高密度住宅，而越来越富有的瑞典人需要低密度的独立式住宅和能满足私人小汽车需求的更完善的设施。
法国：经济学和城市规划的结合
法国的个人主义传统对政府干预土地使用和基建投资颇为反感。二战后，其主要精力集中在房地产业。与此相应，国家规划主要推进不发达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特别是法国南部和西部地区），刺激大都市区增长和抑制巴黎增长。二战末法国城市结构明显不同于欧洲大陆其他城市，它很多地方仍保持着早些时候被科尔称为的分楼层（floor-by-floor）社会差异。在有些棚户区内有未规划的独立式住宅或有大量穷人所搭建的简易房，这些地区明显与高度个人主义的郊区不同。
由于法国实行房租控制政策、战后的人口迁移和不断上升的出生率，造成大面积的住房危机，然后政府的紧急措施就是尽可能快的建设大量住房，而不关注其选址、设施配套和住房质量改进等。于是，大量的巨型综合体（grandensmble，标准化公寓）涌现：这样既与过度的个人主义划清界限，也不同于棚户区，而是建设集体聚居的居住形式。尽管居住区受到了批评，法语还新造了单词“萨尔赛勒症”（sarcellite）来讽喻城市生活上的困难和社会问题严重，但这种建设确实有助于解决法国严重房屋短缺问题。
尽管住房政策焦点在巨型综合体上，但越来越关注巴黎的其他问题。当时有两种政策思路：一是将巴黎地区转型为一个去中心化的都市区，二是在法国其他地方创建新的增长中心。
前者主要制定了都市平衡战略，通过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改善，即把增长转移到郊区主要节点等方式来降低中心区的拥堵，新城市中心通过高速公路系统与主城相连（但明确拒绝英国的绿带和新城理论）。由于人口增长超过预期，“规划导则”的编制将建立新城市中心，看作是解决郊区配套设施不足和城市中心过度拥堵问题的唯一药方。为确保足够的建设用地和绿地地点，必须选在目前城区的边缘，人口增长将被引导到所选定的“优先发展轴”（preferential axes）沿线上，以适应区域的自然、经济及人文意义上的要求。这样的计划将终结已造成区问题的传统单中心模式，新城之间及新城与巴黎间将建有交通设施。不过法国新城建设主要目的之一在于终结英国“在乡村中的城市”的传统，而且要创造一个综合的大范围城市区。然而，“规划导则”也提倡在巴黎盆地建设新城，这受到了诸多批评——由于资金会从那些正在重构的都市的省回流回去，这样的规划导则和都市均衡战略假定的是竞争关系，而不是他们所期望的相互补充关系。
补充巴黎地区的“规划导则”的是国家城市增长战略。它优先通过公共政策来刺激其他八个大都市区增长，使之与巴黎的统治地位抗衡。
尽管英国的新城形态被否定，但法国的规划导则仍反映了英国思想的延伸。法国还制定了其他有趣的方案，比如光辉城市和“带型城市”（George Candilis）等等。
荷兰：马蹄型“绿心”
荷兰大部分人口住在中等城市里，这些城市分散在国家东部的一个相对开敞的马蹄型“绿心”周围，这个马蹄形发展区称为“兰斯塔德”。迄今为止，该地区一直通过刺激国家其他地区增长、保证开敞空间、通过填海造新城和改善城市间交通体系等规划手段维持这种布局，目前的多核心、分散城市化模式有望继续盛行。
追求宜人性是政府限制都市拓展的基本出发点。这种关心包括保持对生活环境的选择和保护个性。兰斯塔德“绿心”和保持城市间分隔是国家的主要目标，政府通过如下手段：
- 实施一项基于实现环境目标的多、中心的“集中的分散化”（concentrated deconcentration）政策，鼓励人民居住在四个多中心城市地区内。
- 满足低密度的独立式住宅需求，但有严格的控制措施避免城市蔓延。
- 对道路、基础设施和学校建设等直接投资，诱导私人投资。
- 在指定的绿化地区，开发中执行规划强制标准。
- 对那些发展中有困难地区实行鼓励政策。
兰斯塔德的增长主要沿交通线向外拓展，并以农业缓冲区隔离，既保护了历史名城，也保护了农业“绿心”。
然而鹿特丹（战后中心城市再开发的典型实例）与国家政府的观点相反，它认为要在统一的欧洲保持竞争地位，就必须寻求自身的发展。它的卫星式社区是由政府建设的，有统一的整体的建筑风格、绿带和开敞空间，明确规定了增长方向和公共交通方式——这点不同于追逐主流的个人动机和追求利润面向小汽车的郊区私人开发。
社会主义城市
苏联经验
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已指出实现目标的道路：创造没有社会分化和经济分化的城市；有义务使得住房价值保持社会一体化和提供广泛的社会服务设施；城市规划要适应经济规划，而经济规划将决定工业区位并控制发达地区和主要城市的城市化速度。这样的城市规划实质上就被界定为一种实体-工程-建筑的基础性职业，以被审批的形式进行高度开发。哈里斯揭示了苏联城市体系建设的经验：1、城市网络中的城市规模和经济实力密切相关；2、增长由经济政策所引导，经济计划的演替把增长和与之关联城市化带到距离莫斯科更远的地方。
苏联城市化非常有特点：忠实信奉单一规划标准追求汽车的巴洛克式建筑形式；发展最基本的只重数量，而不注重质量的工业化建造技术；投资分配上非常重视重工业的投资，不重视住房、城市发展和服务设施的投资；中央政府的作用和国家经济目标的优先权表现在各级城市化中；国家规划和建设过程机械化。
一位波兰规划师（Fisher，1962）解释了社会主义城市发展原则：通过正式的规范和标准体现了社会公正的原则（规范和标准只是根据预测的人口数量，而不是等级差异来规定人均用地面积、人口密度和服务数量等），不同城市家庭使用的环境，唯一差别在于家庭成员的生理特征不同。新居住区和城市的功能结构与空间结构相对应，归因于开发的是功能相近的邻里单元和社会主义城市社区的社会理念。
东欧城市
虽然城市开发风格迥异，但一些原则一直被应用于整个东欧：1、战后重建时期，住房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建设；2、“斯大林式”（Stalinesque）的大规模开发时期；3、“后斯大林现代化”（Post-Stalin modern）时期。有些特征比较突出，而且一直沿用至今，如标准化、关注城市最佳规模、对城市中心的独特观念、邻里单元的开发等。
在斯大林主义时期，东欧城市照搬苏联的程序、规范和规划，应用在现有城市上的社会主义原则开始对他们的空间形态和社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用国家的直接规划代替市场的方式，已经减少了地区上的特征差异和隔离。中央商务区的拓展已经停止了，零售业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对于制造业的重视导致那些配套有住宅的大工厂散布在城市的各个地方。由于新居住区的开发都是高密度的公寓，所以城市内部的差异被消除了，而且社会隔离也被消除（只有知识分子和党政领导人才能住在与众不同的居住区）。
尽管公寓住房和廉价公寓在整个东欧都已经国有化了，但并不是所有的城市土地都是如此，很多土地仍是私人所有。例如在匈牙利，每年都有大量的公共用地被划分为小块，由政府出售用于建设共有公寓、独立式住宅和周末度假屋等。而且在布达佩斯，这样还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分异：在西边的老布达城区是精英邻里，而东边的老佩斯城区则是工人阶级社区。
所有国家都关注基于地方主要的经济功能的“最佳”或“均衡”的城市规模。而且在所有情况下他们都下意识地认为，大城市的增长应该被遏制，而且新城和卫星城应该建在大城市周围。
霍列夫和佩列韦坚采夫的争论
霍列夫认为，苏联应该继续努力发展与马列主义原则相一致的城市化新模式。劳动力的第一次大分工导致了工商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也即导致了城乡分离。但在共产主义基础上重建的没有阶级差异的社会里，城乡差别将会逐渐消失，形成统一的聚落体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已经提供了实现目标的途径：根据某一规划来协调生产力的发展；大规模工业和人口在全国统一布局；加强工农业生产之间的内部紧密联系；扩展运输方式；降低大城市人口聚集程度。
佩列韦坚采夫则认为，城市规划的文献中充斥着过度增长、过度开发、过度集中以及过度饱和的工业，追求最优规模和过度膨胀的标准是徒劳的。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比小城市高出好几倍，特大城市又比大城市高出好几倍。可政府却试图通过强加移民注册登记制度来限制城市增长，它会导致人力的短缺，也就是说国民经济中的工业部门和其他部门不能充分挖掘他们的潜力。许多城市缓解人力短缺问题的方法是增加郊区到城市就业的通勤人口，但这个代价是非常高的。而且由于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人口还会继续在结合大城市中聚集。就现有理论来说，应该是发展大城市，而不是反对大城市。
20世纪城市化的不同道路
社会-政治基础
自由企业动力机制
自由企业、去中心化和市场导向制度是城市化这一广阔范围内的一个极端。集体或政府行动主要用于保护和支持市场的主要组织机构和维护必需的权力分散。这是经典的19世纪模式，今天仍然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发展的基础。
竞争体制下成功带来地位和权力，权力意味着对政治制度的控制，并且这种权利被用来保护私有土地市场中的物权以及维护成功果实和取得成功的竞争机制。当私人发起创新引起社会变化时，公共角色被限定于同威胁社会主流的危机作斗争。美国法律对城市建设调节方法的依赖，意味着城市规划作为社会变化中的建设性要素作用减弱。从这种意义上看，美国和加拿大公共部门持有自由企业意识形态并形成由这种意识形态所维持的分散化政府，其绩效必然拙劣。
所有问题的症结是维持开放竞争的要求。在美国对土地私有和劳工市场的信奉不可动摇，欧洲社会主义再分配福利制度、大量公共住房和合理的城市投资被回避。此外，白人种族主义作为美国文化的一个另类特征，也使之与其他国家产生了差异。
有组织的市场讨价还价
这类情况的主要的发展决策是通过大规模自治组织之间的谈判以及为利益为导向的志愿团体来制定的，而不是通过市场引导的“手”来做出的。组织的集体的力量，政府的集中力量以及个人自由的选择构成系统的各个部分。寻求满意的解决方案的复杂谈判趋于主导，“最大化”被“满意化”取代。
例如日本在60年代后期，《新全国综合发展规划》被提出，其目的旨在按法国规划方式将国家发展政策作为地方政府规划的宏观背景，指定增长区域和非增长区域。地方决策必须让位于国家目标。日本如今制定的城市政策一方面通过社会组织实现每个人的最低生活保障来平衡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是每个人能够选择居所并利用本地创新技术，从许多可能选项中找到工作。
西欧再分配福利
西欧福利国家的激进主义包括：通过对自由企业制度和20世纪大规模政府行为遗存的改进来减少社会和空间的不平等，在医疗、教育、就业、住房和退休金等方面向每位公民提供最低的物质福利保障。城市化过程中，公众参与被看作比私人利益更重要。通过引导社会目标趋向再分配和平等竞争机制被重新定位。
社会主义指向
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和行政命令至关重要（在指令性社会中，人们必须了解国家目标和规划师的思想观念）。每个社会主义国家显示出对经济增长的强烈责任追求，但在社会方面减少了许多基于经济收益的身份差异，而经济收益是自由企业竞争的标志。
在城市结构上能够看到更多的统一性，缺少专业化，与之相伴的是更加系统化的生活方式和建设模式。在一系列清晰的制度和相伴的程序条件下，行政命令比较容易发布。在这种方式下，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城市发展既是官僚主义的，又是标准化的。
四种规划形式
四种规划形式的关系可以从上述的社会-政治关系中辨别出来：应对性的或改善性的问题解决型、分配趋势调整型、开发机会寻找发展型、常规的目标导向型。
很明显，在任何国家必定会存在所述规划类型的一些混合。但是同样的，主流价值系统决定优先的政策制定和规划类型。
韦伯总结指出，在他所处的年代，试图改变城市化性质是失败的；但现在我们能够得出不同的结论——在能够获得手段和目标闭合的社会中，可取的未来景象正成为未来发展重要的决定因素，政治力量正成为影响城市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将规划的意愿和可能成为什么的想象结合考虑，它能够用以指导产生新社会的形态和结果。
差异化加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城市变化
（注：这一部分感觉作者只有对美国的分析比较用心，因此其他国家的内容不作摘录。）
70年代整个世界城市化节奏已发生急剧的变化，正朝着许多大胆的预言家在10年前所预言的相反方向发展。美国经历加速分散化，并出现“逆城市化”的巨大推动力；在西欧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社会，规划师曾经表达的许多幻想和希望，由各种发展力量的平衡转向去中心化；在社会主义东方，在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遭到质疑的时候，也存在着人口的去中心化倾向，有些人口去了大城市，有些人口去了较小城市。
美国：逆城市化过程
在城市化进程中，表征城市化发展速度的一个有用指标是城市和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之间的差异。这种方法将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变化率（城市化）与纯粹的数量增长（城市增长）区分开来。他既显示出长期的变化特征，又显示出周期性的变动。
1970年以来发生的情况如下：1、大都市区增长慢于整个国家增长速度（实际上很少快于美国的非大都市区）；2、从净值来看，尽管由于近年来国外移民的迁入导致大都市区人口轻微增长，但大都市区正是去迁入非大都市区的人口；3、大都市区增幅下降原因主要归因于那些特大都市区，特别是那些位于东北和中北部的特大都市区；4、较小都市区出现了快速增长；5、大都市区和边远的周边县区迁移趋势发生逆转，移民流向的平衡已经发生逆转（于是作者创造了“逆城市化”概念，事实上逆城市化过程的伴随物是对城市的衰退和一无所知的社会下层的丢弃）。
然而，远非仅仅是人口统计问题。如果考虑到其他因素，交通、通信和工业技术等方面的联合开发以及个人在区位和生活方式偏好转移，导致传统的核心-边缘国家经济组织瓦解。在经典的区域化中：腹地工业城市促进了集群活动增长（城市群中心的内外部经济集聚的结果），从贫穷的腹地流向富裕且不断增长的核心地区，当核心地区对原材料和食物需求扩大时，或者标准化工业被“过滤”到其他有廉价劳动力供应的场所，周边地区才能依靠核心地区的需求而发展。
但如今交通改善和新的交流方式，大大削减了交通运输典型的地方化效应、新思想与实践快速传递中的邻近性，这大大促进了远郊地区或中等边缘都市区的发展。实际上正是全国空间经济的出现（这种经济跨越了在工业革命早期出现的区域组织）或者说在全球框架下，传统区位因素与包括环境特性和国际金融规定等一系列新的变量相比，备选区位相对优点被排除。关注决策的尺度发生变化，相互依赖的半径不断加大。
住房变化
美国的城市不是以平稳持续的方式发展，而是以一连串的突然爆发，每次爆发都使城市边缘区形成城市结构的新环（尤其是东北部城市，伴随着有明显差异的住宅，城市有好几个增长环）。20世纪城市扩张历史记录紧密遵循住宅部门资本形成的波峰和波谷周期而变动。
1948年到1960年十多年间，住房自有率迅速上升，这种跳跃式变化是紧随业主占有住房税款补贴而形成的。随着税收中断（税收体系让房主占有成本每年节约15%左右）、实际收入快速增长以及一系列其他国家政策，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使拥有个人住房的家庭。从1940年的不足40%跳升到1960年的65%以上。另外，这些动力的联合以及城市边缘区大量的土地消费，鼓励了低密度独户式居住模式的发展。
自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新住房建设就已远远超过家庭增长。新住房建设和内城人口下降之间有着直接关系：新的住宅被相对收入较高的家庭占用，而较旧的住宅则被腾出给那些低收入家庭，过多的建设在走马灯似的变换走向结束后，那些最不适合的住宅会被空置，以至于被遗弃或毁坏。芝加哥的案例正值房地产投资热潮时期（城市大范围向外扩张），对于高度分散和投机性的建筑业来说，呈现过于重视建筑等级的自然倾向，它需要顾及正常需求增长和供给恶化——在芝加哥，新建设不仅推动城市边界向外延伸，而且导致房价下跌和旧房失修，最终导致这类房产的萎缩和传统邻里的放弃。
自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都市区内城的邻里发生了私有化市场革新，这位某些美国人享受新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创造了机会。费城、旧金山和波士顿的情况引起了人们注意，它们都发生在最低供给替代率和房产市场最大紧缩的大都市区，但所有这些都市区并没有经历“绅士化”过程。
在1970到1975年间，住房自由者占有率从69%增长到75%，这种增长是伴随着生育高峰一代家庭的迅速改变而改变的。住房自由者增加与住宅价格膨胀同时发生，而住房自由者往往发生在单身或单亲家庭。总投资而非消费决定：一种通货膨胀阻隔与未来市场价格失调的对立。通货膨胀与新住宅启动的缓慢步伐互成因果关系，它使得内城的再投资更加诱人。复兴运动首先发生在一些大都市区的高级邻里，这些地区拥有最低的置换供给率，拥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岗位集群，可以支持年轻且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在他们能明显改变生活方式环境中生活。这意味着复兴运动可能会被限制在大都市区中心，这些中心是后工业化管理、控制、信息处理活动的集聚场所，从而允许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社区类型的出现，那就是新城市贵族化。在核心城市和老郊区，更为中心的区位吸引性增加，但也产生了极化效应（导致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阶层与大多数已婚的有孩子的工人阶级的冲突产生）。
